他表示，两会期间，不可能马上形成与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相关的政策，因为无论是人大代表建议还是政协委员提案都要在会后提交政府有关部门审议，具体落实还需要一段时间。

　　“至于与立法修法相关的议案，还要进入复杂的立法程序，但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提案建议中，有很多和房地产调控相关的内容，值得关注。”蔡继明先生还表示，建立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不能只关注需求侧的调控，更要从供给侧入手，打破以往市场由政府卖方独家垄断的格局，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扩大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范围。

　　以下是采访实录：

　　政府调控房地产价格，可以说是十年九调，越调越高，主要的原因是只调需求，忽略供给。

　　旨在通过限购购房套数、提高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等手段限制需求的政策，并没有抑制需求水平特别是刚需的不断提高。

　　房子不仅是生活必需品，除少量保障性住房外，它还是一种商品，同时具有品和投机品属性，对于这样一种具有多重属性的物品，单一的遏制需求的政策很难奏效。

　　我认为，面对不断上涨的，根本措施是增加有效供给。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供给不变，价格一定是上升的，如果供给曲线也以相同幅度随之右移，均衡价格会保持不变，如果供给水平以更大幅度提高，均衡价格还会下降。

　　这些年我们的房地产调控在供给方面少有作为，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控制了城市土地的供给，任何与房地产开发相关的项目，必须用到使用国有土地，而国有土地的唯一来源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用地指标中大部分用于工业，少量用于住宅。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往往以低地价甚至零地价出让工业用地，而通过少量住宅用地的高价招拍挂获得巨额土地财政。

　　地价高必然导致房价高，这是房价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

　　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让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重要。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瘸腿的，只在需求侧实现了市场化，而供给侧被政府独家垄断，这种不完善的市场，必然会导致土地资源配置的无效。

　　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首先要让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打破地方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垄断，严格控制政府征地范围，对于非公共利益需要，允许农村集体用地直接入市。

　　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目前是19万平方公里，面积超出城镇建设区10万平方公里，而农村人口比例只有约42%，这意味着农村大量建设用地，尤其是宅基地，是闲置和粗放使用的。

　　我们可以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偏远郊是农区闲置的住宅用地复垦为农地后，其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平移到城市周边地区，使相应的农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并直接进入城市建设用地市场。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百分之七十是宅基地，目前有两亿七千多万农民进城务工，其中两亿二千万农民工已经成为常住城镇人口，这意味着很多村落的住宅都是空置的。

　　所以需要有相应的市场退出机制，才有可能让农村现有的建设用地平移到城市周边，变成城市用地，这是大幅度增加城市住宅用地供给的最有效方法。

　　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目前“三块地”改革试点，只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宅基地只能在集体所有制成员内部流转，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真正属于经营性建设用地即乡镇和村办企业用地只占10%，仅靠这么少量的农地入市，根本不足以构建竞争有序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如果允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集体所有制成员之外流转，至少其中的三分之一闲置不用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通过抵押担保、出租转让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方式进入市场，那么城镇建设用地就可以增加70%以上。

　　这样不仅会拓宽农民财产收入的渠道，促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节约集约使用，而且会有效地遏制城镇房价的增长，有助于农民工进城落户，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据了解，目前宅基地制度改革仍维持在原15个试点地区，而且严格限定宅基地使用权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这无疑会延缓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形成。

　　另一方面，目前城镇新增建设用地仍然是计划调配、行政划拨的，比如每年国土部新增用地平均分配给各个自治区，然后再一级级分配给县级市。这种计划分配，忽略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城市化程度、人口规模的差异，必然使土地资源配置扭曲，出现错配、误配。

　　目前一线城市在去库存刚提出来房价就上升，意味着一线城市土地供给不够；而三四线城市土地供过于求，冰火两重天，就是这种计划配置土地资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