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3月24日电(赵朗)“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这是中国著名植物学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教育部第八批援助西藏大学干部钟扬生前留下的遗言。

　　时间齿轮拨回到5个月前，2017年9月25日上午，钟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车祸，53岁的植物学家生命戛然而止。

　　这位植物学家援藏的16年里，他与团队在藏地行走50万余公里，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西藏高级植物物种的1/5，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空白。这些存在中国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和上海植物种质资源库中的种子，可以存放100年至400年，有望在未来世界生态学领域做出积极贡献。

　　钟扬曾说，西藏的国土面积约占中国的1/7，但它的植物，在科等级占到了32%，在属等级占到了38%，分别超过了中国的1/3。其中，青藏高原拥有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单单能够结种子的，占到了中国的18%。他提到，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约有1000个植物只在西藏存有，数量大且质量好。

　　援藏期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完成了第一个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也获得批准。钟扬领衔的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答辩获得通过。不仅如此，从2001年到现在，在钟扬的带领下，西藏大学的植物学研究已初具规模，拥有了植物学博士生导师1名，副教授4名，讲师5名，而且大多数老师都具备国外学习和研究工作经历。

　　在西藏大学，拉琼教授既是钟扬的同事，也是他的学生。他描述，钟扬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智者，学识渊博、风趣幽默，但也既吝啬又慷慨。

　　他说：“钟老师穿破的牛仔裤，是在地摊上花29元(人民币，下同)买的，那双开胶的鞋子不知道陪他走了多少路，还有陪他到处出差的背包早已脱色开线。之前，我到上海拜访他，家里还是90年代的装修陈设，很难想象是一位教授的家，现在想想很心酸。”

　　钟扬曾私人出资发起了“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活动，组织了80余名学生赴上海学习。另外，他帮助西藏大学老师申报中国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

　　拉琼说：“无论申报是否成功，他都补助老师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这些年，钟扬自掏腰包给藏大师生的扶持，至少几十万元。”

　　2002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教授琼次仁申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隔两年，琼次仁不幸罹患癌症，弥留之际，他拉着钟扬的手说：“我走时，你抬我，你来抬我。”

　　拉琼表示，身为藏族人，琼次仁的一番话给予了这位汉族朋友最高信任。

　　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德吉说，这位年过五旬且患有风湿的教授总把工作安排得非常密集，包里随时装着记录未完成工作的纸条，回复邮件时间经常是在深夜，而且习惯比正常人早起两三个小时，“总是觉得他时间不够用。”

　　在野外采集种子，钟扬曾带着西藏大学的团队前往珠峰大本营采集种子样本。团队从海拔5200余米的珠峰大本营向更高的地方行进时，钟扬出现了严重的高原缺氧反应，随时有生命危险。但钟扬仍坚持，他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

　　后来，钟扬与团队在海拔6000余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采集到了全球迄今为止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植物种子——鼠曲雪兔子，而这里也是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海拔点。

　　扎西次仁是钟扬带出来的西藏第一位植物学博士，科研中，钟扬曾带着他将全世界仅存于西藏的3万余棵巨柏登记在册，分析西藏特有植物巨柏在藏东南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两岸生存和发育情况。

　　扎西次仁告诉记者：“钟老师爱提携新人，愿意给新人更好的发展机会。如果没有钟老师，我也不会成为西藏第一位植物学博士，更不可能找到身为科研人的使命。”

　　这位博士与钟扬已有十余年的交情，感情匪浅。他说：“钟老师去世后，我们带回了一部分骨灰，以我家人的身份为他举行了藏式葬礼，骨灰的一部分做成了擦擦(一种模制的泥佛或泥塔，用来祈福或积攒善业功德。)供奉，一部分洒到了他经常路过的拉萨河里。”

　　逝者如斯，钟扬曾说过，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如他的同事朋友所言，这句话恰似诠释了他的一生。(完)